新中國成立70周年就業工作取得舉世矚目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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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新時代，“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2019年，我們站在了關鍵的歷史節點上。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創造了波瀾壯闊的改革發展歷史，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就業是最大的民生，就業穩則心定、家寧、國安。
風雨兼程70年，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就業工作，始終把穩定和擴大就業作為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目標，逐步探索出經濟發展與促進就業良性互動的有效路徑，穩就業、促就業已成為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
70年砥礪奮進，面對復雜多變的形勢，黨中央、國務院帶領全國人民在就業領域取得了一系列光輝成就，向百姓和歷史交出一份漂亮的就業答卷。
70年來，我國就業工作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就業總量持續增長，就業結構不斷優化，就業質量顯著提升，就業局勢長期穩定，探索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就業發展道路。
就業增長安民心 就業優先利社會
今年已經72歲的孔仕玲回想起46年前回城就業的經歷仍然感慨萬千。
作為“老三屆”，孔仕玲見證了那段艱苦的日子。1966年，高中畢業的孔仕玲響應國家號召，插隊到廣西南寧市馬山縣三塘公社那陀大隊綠流小隊。
“當時我們有30多個女同學插隊到綠流小隊。我們住在農民家，和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每天下田種地，上山砍柴掙工分，餓了就在田間地頭吃一碗稀飯。”孔仕玲說。
1973年，孔仕玲迎來了回城就業的機會。
“當時南寧市無線電一廠到公社招工，經過面試、查檔案等程序，我被錄用了，這成為我人生重要的轉折點。”孔仕玲說，南寧三中幾百名上山下鄉的學生在之后的幾年也陸續回城就業，在各行各業中貢獻了光和熱。
讓孔仕玲感慨的是，1997年她退休時，大兒子卻在國企改革中失去了“鐵飯碗”，成了一名下崗職工。更讓她沒有想到的是，2002年，大兒子在政府的幫助下實現了再就業，小兒子卻選擇了停薪留職自主創業。
一家人的命運，與時代發展緊密相連；兩代人的就業，是時代發展最好的映射。
就業是民生之本，促進就業是安國之策。
新中國成立之初，各級政府采取多種措施，解決了舊中國遺留下來的400萬失業人員的就業問題，為穩定社會發展、穩定新生政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上世紀80年代初，國家實行介紹就業、自愿組織起來就業和自謀職業相結合的“三結合”就業方針，在統包統配就業制度之外打開了一個缺口，安置了1700萬名回城知識青年就業，解決了歷史遺留的社會問題，為改革開放的啟航鋪就了平坦的道路。
1992年，東方風來滿眼春。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培育和發展勞動力市場。”這是我國發展進入新階段的重要標志。此后，我國先后出臺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法規，確立了市場導向的就業機制。
曾全程參與就業政策研究的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副院長莫榮回憶說，繼承歷史、反映現實、放眼未來是當時制定就業方針的指導思想，經過多次調研、熱烈討論、全面研討和深入研究，最終形成了“勞動者自主擇業、市場調節就業、政府促進就業”的新就業方針。
“黨的十八大以后又形成了‘勞動者自主就業、市場調節就業、政府促進就業和鼓勵創業’的新時代就業方針，市場導向的就業機制不斷完善，可以看出，70年來每一階段的就業方針都是與時俱進的，都順應了當時就業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潮流。”莫榮說。
就業是構建社會和諧的“穩定器”。從2002年開始確立積極就業政策體系的基本框架，到2005年積極就業政策進一步延續擴展；從2008年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形成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演進到黨的十八大以來更加突出創業和就業緊密結合、支持發展新就業形態、拓展就業新空間，積極就業政策迭代升級，每一次實踐的步伐都緊跟經濟發展大局。
多年來，黨中央、國務院堅持深入實施就業優先戰略，把穩增長、保就業作為經濟運行合理區間的下限。2018年7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將穩就業擺在“六穩”之首，2018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實施就業優先政策，2019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將就業優先政策置于宏觀政策層面，充分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多年來，國家將高校畢業生就業作為就業工作的重中之重，統籌做好其他各類群體就業工作，建立健全城鎮就業困難人員就業援助制度，積極推進農業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落實好政府兜底幫扶責任，為保持社會和諧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
多年的奮力前行，終獲民生暖陽普照。
70年來，我國實現了勞動就業制度由“統包統配”向市場化導向轉變，就業總量持續增長，就業結構逐步優化，就業質量不斷提升，就業政策與就業服務體系日趨豐富完善。
據統計，我國就業總量從1949年的1.8億人增加到2018年的7.8億人，其中城鎮就業達到4.3億人，比1949年增加了27.3倍；2018年，我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達到82461元，是1978年的134倍；1949年，全國城鎮失業人員失業率高達23.6%，2018年全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8%，處于近年來的低位水平；黨的十八大以來，城鎮新增就業連續6年保持在1300萬人以上。
改革攻堅促就業撬動轉型新支點
就業是經濟發展的“晴雨表”。改革開放以來，國家以改革“統包統配”的就業制度為突破口，堅持勞動力資源配置的市場化改革方向，廣開就業門路。改革固定工制度，實行勞動合同制，搞活企業用工機制……每一次探索的觸角都昭示時代前行方向。
勞動就業法治化建設步伐的加快，為就業工作的全面推進保駕護航。從1983年開始勞動合同制試點到1986年實行勞動制度四項改革，從1995年《勞動法》出臺到2008年《就業促進法》《勞動合同法》實施，促進就業和勞動關系調整的法律體系逐步完善。
在杭鋼集團人力資源部門工作了40年的趙平，對就業制度的變化感觸很深。
“從國家按計劃分配到審批招工指標，從‘緊俏’的大學生到農村的‘輪換工’，從打破‘固定工’制度到企業自主招聘‘農村合同工’，就業制度的每一步變化都有著深深的時代烙印。”趙平說。從1975年參加工作到2015年退休，他經歷了風起云涌的改革發展時代。
一頭關系經濟社會發展大局，一頭連著群眾需求——穩就業，就是穩民心。
1998年，國有企業改革進入關鍵階段。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關于切實做好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的通知》，要求妥善解決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問題。
1995年進入黑龍江省就業戰線工作的宋曉民，是那場改革的見證人。
“黑龍江是老工業基地，當時國企改革關系到上萬家企業和160萬名下崗職工的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責任之大超乎想象！1998年，黑龍江從省到市分別成立了再就業推進辦，企業成立了再就業服務中心，全力幫扶困難企業和下崗職工。”宋曉民感慨地說，改革的每一步都是艱難的，改革涉及到的每一名下崗職工都背負著家庭的希望。
再就業工程，成了困難企業和下崗職工通往未來的希望之窗。1998年至2002年，國企下崗職工累計達2023萬人。1998年至2005年，全國共有1975萬名國企下崗職工實現再就業。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來襲，對我國經濟造成巨大沖擊，不少企業經營困難。
國家迅速出臺了“五緩四減三補貼”一系列減輕企業負擔、穩定就業局勢的措施，為企業的生存發展贏得了寶貴的“窗口期”。
“在我們企業面臨困難的時候，是人社部門第一時間送來幫扶和溫暖。2010年、2011年、2012年，我們分別申領了困難企業穩定就業補貼69.2萬元、103.75萬元、121.7萬元，這些補貼讓我們走過了最艱難的日子！”寧波耐森物業管理有限公司人力資源部經理陳光明說。
2016年以來，面對化解過剩產能職工安置的艱巨任務，國家綜合施策，多渠道分流安置職工，牢牢兜住民生底線。
任何宏大的國家愿景，最終必將落在每一家企業和每一名職工身上。
70年來，經濟領域的改革推動著就業發展，就業發展促進了改革，改革與就業形成了互相推進的良性關系。
充分就業啟新程增強群眾獲得感
今年，“80后”高校畢業生徐亮創辦的福星食品有限公司成了湖南省益陽市最大的中式糕點生產企業。
2015年，徐亮放棄了世界500強企業的高薪職位，返回家鄉自主創業。面對父母的疑惑，徐亮給出了這樣的回答：“選擇創業就是選擇一種生活方式，我想為更多人創造就業崗位！”
如今，徐亮帶領幾百名員工為打造百年品牌奮斗著。
“擁抱新時代，這是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必須承擔的使命！”徐亮道出了眾多高校畢業生的心聲。
從統分統配到雙向選擇，從千軍萬馬擠“獨木橋”到選擇扎根基層，從追求“鐵飯碗”到奔跑在創業的廣闊天地，多年來，高校畢業生的就業路徑呈現出從單一化到多元化、從“被選擇”到“去選擇”的變化。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入實施，農民工返鄉創業人數屢創新高。
從“離土不離鄉”的就近轉移，到“離土又離鄉”的異地轉移；從“孔雀東南飛”的跨省轉移，到“鳳還巢”的熱潮涌動……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路徑幾十年的演變，已然成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變化的注腳。
到2018年，我國約有1.73億農民工外出就業，1.16億人就地就近轉移就業。
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要實現更高質量和更充分就業的新目標。高校畢業生、退役軍人、農民工等重點群體就業持續推進，新就業形態、就業新機會不斷涌現。
當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浪潮在神州大地上奔涌，創業成為帶動就業的新動力；
當脫貧攻堅進入攻城拔寨的關鍵時期，就業扶貧成為上千萬建檔立卡貧困勞動力實現增收的新希望；
當人工智能、“互聯網+”不斷催生新的就業形態，人社部門著眼未來，完善適應新就業形態的勞動用工和社保政策，努力實現更高質量和更充分就業。
70年，就業不僅助力國家富起來、強起來，更讓老百姓腰桿挺起來、“錢袋子”鼓起來。
新時代、新征程。在未來前行的道路上，黨和政府將團結帶領億萬民眾奮力前行，在實現中國民族偉大復興的征途上，釋放中國人民蘊藏的磅礴力量。（王寶杰）
編輯：雨花石
